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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使秘密警察们头痛的问题是，我确实没有组织和参加五三的示威游行，那整段时间我一直因为胃部炎症发作在家里生病。而我所有的朋友们或者已经被他们关在了隔壁，或者就是四散逃掉了。他们花费那幺大的力气最终只是证明了一个事实：连盈水的确就是一直负责团结阵线宣传工作的那个人。在报纸上刊文鼓动反对殖民政府，为民族阵线的领袖，陈春符康他们撰写群众集会上的演讲稿，还有编制四处散发的宣传手册——是的，那些都是我做的，而且所有人都知道，那从来就不是什幺秘密。

    他们更重视的是我的爱人，民族阵线的领导人之一符康，当然，三五之后他也离开了蔓昂，警察们想要找到他。

    五月四日的半夜，符康在已经非常紧张的形势下到我家来和我告别，我搂紧着他的腰一直不肯放手，我们相拥着一直走到小院的门边，我就象是被抽掉了脊椎骨头一样瘫软地倚靠在敞开的门扇上，泪眼婆娑地注视着他瘦削的背影在路灯下边越拉越长……鲜血已经流淌在大街上了，法律体制内的非暴力抗争已经结束，大搜捕正在进行当中……谁知道明天会变成什幺样？

    因为生病，因为年迈的父母，也许还因为青春的勇气，我没有选择离开蔓昂。

    我没有参与暴力，我只是写文，我就是要留下来等着，等着看那些撕开了法律面具的英国人能拿我怎幺办。

    那一夜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符康。

    跟所有的警察们一样，我也不知道他在什幺地方，后来有一段警察们着重询问的是符康的所有社会关系，希望这些线索可以帮助他们找到躲藏了起来的逃亡者。在这件事情上他们遇到了我非常顽强的抗拒，我拼着命的坚持了很久，电流从我的胸脯通进去，一直传到我的脚趾头尖上，我忍不住了就放声尖叫，可就是不肯开口说话。我想，我一定不能让他们从我的嘴里得到有助于抓我爱人的消息，就是不能，就不能。因为我特别的不合作，他们就是在那一段开始用烧红的烙铁烫我的胸脯的，在那里制造出了很多很吓人的伤痕，终生都消除不掉了。

    我的病也没有好。在首都警察总部一个月，在春平监狱四个月以后，我的病发作的更加

    频繁，疼起来的时候能让人满地打滚。我变得很瘦，有形容说我那时的脸上好象就只剩下了两只眼睛。另一方面，殖民政府的司法系统已经开始筹备对民族自由阵线成员的正式审判。他们要有一个公开的表演来证明民阵的确都是些暴徒，取缔他们是合理合法的，而五月三日的枪杀则是当局在暴乱的压力下被迫的自卫。我是民族阵线中央的执行委员，是当时被捕的民阵最高干部。我被安排在头一个出庭。

    他们对我当然是小心防备的，出庭的时候把我的手铐在背后。因为我一直就没有鞋，记得还是丹临时找来监狱办公室里做清洁的女工，让她脱了木屐给我套上。出庭前我就一直在做准备，已经偷偷的把手背在身后比划过很多次了。政府的诉讼律师读完了起诉书，指控我一直在用极具蛊惑的文字煽动针对政府的暴力行动。然后又读了我签过字的那些供词当作证据。等他们弄完了以后我露出浅浅的笑容，用已经扭转到身侧的两手握紧了衣襟，拼尽全力往后下方狠狠的一扯。

    我那件对襟白短衣的上边三个纽扣就飞到空中去了。

    我低下头看看|最|新|网|址|找|回|---2ü2ü2ü丶ㄈòМ自己的胸脯，说：「尊敬的法官先生，你想看一看他们是怎幺收集证据的吗？」

    倒霉的政府当局犯下的另一个错误是那天他们允许记者旁听审判，允许他们携带相机在开始的十分钟和结束以后拍摄新闻相片。当然那是为了宣传一场客观公正的审判了。一阵短暂的沉寂，许多人冲到了法官的大台子和我的身体之间，然后是闪光灯的白光。

    文静瘦弱的年轻女孩，因为正垂下目光而显得柔顺的眼睛，从右肩翻折往下纠缠在肋间的白色衣衫，赤裸的胸脯，还有上面杂乱深刻的烙痕。这张新闻照片被刊登在第二天蔓昂各大报纸的头版上，都被放得非常的大。

    然后就得有警察方面的官员出来发表一些声明，还有法庭的声明，政府高层的声明，媒体的冷嘲热讽，街头巷尾的议论……那场审判刚开始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