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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一天的前一天我知道了关于虹姐的消息。

    整夜中我醒着。我想象着她手脚带着械具慢慢走过那条走廊的样子，和我过去被提审的每一次相同。那天她被带出了春平监狱，移交给北部特区的第三军军部。给我电话的那个朋友告诉我说从法律上讲叛国犯孟虹是被保释的，然后她自愿去到军管地区，「参与行动。」

    我说：「哦。」

    在那一天的一年以前，虹姐被民族法庭以判国罪判处了终身监禁。在那一天的半年前，我的国家在与前宗主国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后获得了独立，平衡了各方政治势力的民族和解政府宣告成立。再回溯到四年前，虹姐在北部山区被英国殖民政府的雇佣军队逮捕，当时她是民族团结阵线的副总书记，军事委员会副书记。

    而八年以前我们是圣安妮女子大学的同学。我们学医。

    在过去的这八年中确实已经发生了许多事情。

    ２０世纪的四十到五十年代是亚洲反殖民浪潮风起云涌的时代，我的位居中南亚的祖国同样身处其中。日本占领军在一九四五年投降，英国人以战胜者的姿态重新回来，但是他们发现需要面对的已经不再是一个象原来那样温良顺从的国家。革命总是从激进的知识分子们开始的，他们要求正义，公平，自由，也许还有权力：全民的或者自己的权力。我和虹姐也理所当然地参加了他们。我们那时是大学二年级学生。革命必然地属于年轻人。

    我们那时确实都很年轻。

    我们组织演讲，印刷宣传小册子，指出英国殖民统治的非正义性，我们认为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必须由这个国家自己的人民管理，没有理由让一小群从遥远的西方来的白种人发号施令。独立运动的发展要求组织和领导，于是我们顺理成章地建立了自己的政党：民族团结阵线。如同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已经反复探讨过的一样，在刚开始时它的成员是离开学校时间并不太长的大学生们：律师，医生，新闻记者。但是以后，军人和政治家们参加了进来。或者不如说，那些学生们自己最终就变成了政客。

    开始我们的运动是和平的。但是终于变成了流血。传闻，谣言，还有殖民统治者的计谋和年轻的爱国者的热情，从各个方面促成了形势的发展。在首都蔓昂的警察向民众的游行示威队伍开枪的五三事件后，民族团结阵线最终被殖民政府宣布为非法。

    当时已经是民族团结阵线书记的陈春躲过了随之而来的大搜捕。他离开蔓昂经过了一个多月的逃亡生活，最后进入北部山区，在楠族人的聚居区域宣布了发动针对殖民政府的武装起义。那时他和苗条美丽的楠族姑娘阿虹才刚刚结婚了不到半年。而更多的留在城里的民阵成员遭到逮捕，我是在家中被捕的。我们后来都被送进了春平。

    在回忆起春平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总是它的高耸厚实的围墙。从我居住的１１５号囚室唯一的一个三十公分见方的小窗里看出去，可以正好看到建造在监狱围墙拐角处的岗楼，有一根枪管斜着伸出来，大半的时候，枪口指向天空。

    是的，我现在还可以清晰地记起囚室的序号，１１５号。我还记得我是１１５０１号女犯。那间房间只关押了我一个人。

    外面是很长的走廊，两边是铁门，上面的小的观察窗带着可以合上的铁盖。

    每次我被提审时走廊里都空无一人，无论昼夜都是依靠暗淡的廊灯照明。只有前方东西走廊交汇的地方会有一束阳光从外面照射进来。除了我脚下拖带的铁链声以外，四周一片寂静。关押着两百多名囚犯的两层楼间就好象只有走动着的我一个人。在殖民时期，春平监狱的狱规是非常严的，我们这样的政治犯被单独拘禁在大概只有四平方公尺的监房中，放风要一个月才能轮到一次，每次几乎不到一个小时，一个人，在一个小院子里转圈圈。从入狱的第一天起我见到的人就只有狱卒，和前来提审的秘密警察。一直到最后的那次午夜大转移。

    狱规要求每一个犯人早上起来以后端正地坐在床边，不能再躺回去，也不能站起来，也不能蹲着——实际上是不允许有任何别的姿势。看守们透过观察窗往里看，要是有他们认为不合狱规的地方，开开门冲进来就会用警棍抽，或者用脚踢，被痛打一顿以后再命令按原样坐好。在春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