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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温。

而在宣传的同时，莘野还要负责卖片。他弄了个试片间，喝着咖啡，西装革履地等片商在试片间看完片子，再讨论。而后，不管对方出什么价，莘野全都只摇摇头，说要看过其他片商开的条件后才能定。各大片商都觉惊讶，因为中文的电影能到掉欧美的非常少，莘野竟然如此自信，似乎非常抢手。这样一来，各方报价越来越高。

谢兰生觉得，莘野真是一个jianian商。

…………

在宣传的过程当中谢兰生也不是没事。

莘野毕竟只是主演，他谢兰生才是导演，因此，对于几个大的报纸、杂志的专访，莘野安排隔空做了。谢兰生把可能问到的问题都准备了下，还让莘野在电话里修改句子、纠正发音，花了好几天。

其实，谢兰生的英语水平在国人里是非常好的。他本身是全校前三，分数都能上科大了，他还生在首都北京，很早就有收音机了，自己学。而那时候中国学生普遍不行的口语，他居然还好。他常常去北京公园的“英语角”跟人聊天，每回准备一个话题，那儿总有一些“老外”，他就听听人家说的。他也经常看内参片，每周一次甚至两次，琢磨剧本、琢磨台词，发音要比别人地道些。四年前拍那会又跟莘野也学了些，后来为了参加比赛还更努力地报班练习，比在当年在学校时又进步了。1995年，北京也有外教了。

莘野把相对小的专访放在前面，把几个大的专访放在后头，谢兰生则按照顺序，一个一个地聊过去。

这天，兰生做了参赛以来最重要的一个专访。

对方是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来电话的。记者去了莘野房间，莘野直接拨通号码，并且坐在记者旁边随时准备充当翻译。谢兰生的水平他知道，可能会突然卡壳，也可能不会。

电话接通，记者Leon问：“您好，是谢导吗？”

谢兰生说：“您好，对，谢兰生。”

那边Leon说：“我是德国的记者Leon……”

介绍过去，进入正题。

第一part是关于的。

Leon问了不少问题出来，比如：“您最初是如何想到把同志当主角的呢？”

“嗯，”谢兰生说，“我知道，同志权益这个话题正在欧美受到关注，其实，在中国也是一样。今年‘世界妇女大会’刚在北京成功举办，同志权益这些东西在大会上被讨论了。北京组织中国彩虹刚发布了公开信。我在北京王府井也见过同志做活动，虽然……立刻就被扫摊了。我注意到，在中国的这个群体与欧美的现状不同，他们需要结婚生子，会面临家庭压力……另外，事实上，同志只是一面镜子，我想讲的还要更多。如同‘郎英’说的那样，在东亚文化里，集体主义、集体荣辱的重要的一个部分。人都要为集体买单，于是形成集体压迫……”

说完，又道：“当然，从同志的角度入手，也是因为……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爱的坦荡，让我开始思考这些了。最终，我是认同他想法的。”

Leon追问：“这个朋友喜欢男人？”

“嗯。”

“那他现在是幸福的？”

谢兰生顿了顿，听着对面一片沉默，说：“现在还没，马上了。他们就要在一起了。”说完，他似乎能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