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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否应该耻于做一名左撇子或做一名同性恋者的问题,您想一想,这是被告为自己感到羞耻的问题。第12节我决定和我父亲谈谈,不是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无话不谈。我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既不能把他的感情告诉我们这些孩子,又不能接收我们带给他的感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猜想在这种互不通气的行为背后蕴藏着丰富的、没有发掘的宝藏。但是后来我怀疑那儿是否真的有什么东西。也许他年轻时有过丰富的感情,但是没有表达出来,天长日久这种感情就变得枯萎,就自消自灭了。然而,正是由于我们之间存在着距离我才找他谈。我找的谈话对象是一位哲学家,他写过有关康德和黑格尔的书,而且我知道书中写的是有关道德问题。他也应该有能力就我的问题和我进行抽象的探讨,而不是像我的朋友们那样只举些空洞的例子。如果我们这些孩子想和父亲谈话的话,他像对待他的学生一样与我们预约时间。他在家里工作,只是在有他的讲座和研讨课时才去大学。想要和他谈话的同事和学生都到家里来。我还记得学生们排着长队靠在走廊的墙上等着,有的点什么,有的观赏挂在走廊里的城市风景图,也有的同学呆呆地东张西望。他们都沉默不语,直到我们这些孩子打着招呼穿过走廊时才回以一个尴尬的问候。我们与父亲约谈当然不必在走廊里等候,但是,我们也要在约定好的时间去谈,敲门后让进去时才能进去。我见过父亲的两个书房。第一个书房,也就是汉娜用手指巡摸书脊的那间,它的窗户面向街道,对面有房屋。第二个书房的窗户面向莱茵平原。我们六十年代初搬进的那座房子坐落在山坡上面,面向城市。当我们这些孩子长大以后我的父母仍旧住在那儿。这处房子的窗户和那处房子的窗户一样不是外凸式的,而是内凸式的,仿佛是挂在房间里的一幅画。在我父亲的书房里,书籍、纸张、思想、烟斗和香烟冒出的烟相互交织在一起,足使外来的人产生各种各样的压抑感。我对它们既熟悉又陌生。我父亲让我把问题全盘兜出,包括抽象描述和举例说明。"与法庭审判有关,对吗?"但是他摇着头向我示意,他并不期待得到回答,也不想逼迫我和不想知道我自己不想说出的事情。这之后,他坐着沉思起来,头侧向一边,两手扶着椅子的扶手。他没有看着我,我却仔细地打量着他,他的满头银发,他的总是刮得很糟糕的胡腮以及他那从鼻梁延伸到嘴角和两眼之间的清晰的皱纹。我等着。当他讲话时,他先把话题拉得很远。他教导我如何对待人、自由和尊严;他教导我把人当做主体对待,不允许把人当做客体来对待。"你还记得你小时候mama教你学好时你是如何大发雷霆的吗?把孩子放任到什么程度,这的的确确是个问题。这是个哲学问题,但是哲学不探讨孩子问题,哲学把孩子们交给了教育学,可孩子们在教育学那儿也没有受到很好的照顾。哲学把孩子们遗忘了。"他看着我笑着,"把他们永远忘记了,不是偶尔把他们忘记了,就像我偶尔把你们忘记了一样。""但是…""但是在成人身上,我也绝对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把别人认为对他们有好处的东西置于他们自己认为是好的东西之上。""如果他们后来对此感到很幸福的话,这样做也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