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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看清。

不远处，法国警察也在观望。

“我们真不要通知领事馆吗？”她低声问傅侗文。

傅侗文没做声。

短暂的对话，结束后，总长掉转头，踩着草坪，向傅侗文他们而来。

谭庆项立刻把大家让到门内，落了锁。

总长透过玻璃看人群，轻声道：“那个学生代表在袖子里藏了一枝花，装成是枪，威胁我不要在合约上签字。”

夫人苦笑。

“她摘花时，我看到了，”总长忽然一笑，看向傅侗文，“外面种着什么花？”

“玫瑰花，”傅侗文陪着他，故作诙谐地说，“是一把浪漫的枪。”

很快，领事馆另外派车来，接客人离开。

汽车驶离时，那个用一枝花装作枪的女孩子，正在慷慨激昂地演讲：“若他敢签字，我们就要了他的命！他是万万不敢签字的！”

马路上，汇聚的留法学生们群情激昂，把那个女学生代表簇拥着，振臂欢呼。

……

谭庆项无意看这些，他先回到饭厅，把没吃完的东西都挪到自己面前，坐下，慢慢吃。今晚的晚饭特殊，他方才是怕自己在，大家不方便谈正事，所以没出现在饭厅里。

可到了今日，也没什么好谈了。

浮光掠影的巴黎，这是法国最好的时代。

全世界的艺术家们都汇聚于此，在咖啡馆里聚会，在酒馆、在街边分享自己的艺术作品。红磨坊里夜夜笙歌，红色风车模型，高耸在天际的铁塔……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文人，后来描写法国，会称那时的巴黎是“一场流动的盛宴”。

而这些，都是别人家的辉煌。

国内报纸称上海是“东方巴黎”，也只是皇帝的新装，试问在巴黎，有没有租界？有没有法国人不能进入的种种高级场所？

傅侗文到谭庆项身旁，拽出椅子，落座。

他这半月像是在等花谢的人。

明知结局，不到签字日，仍不肯离去。

餐桌上的白葡萄酒是为夫人准备的，生牡蛎腥气重，配白葡萄酒刚好。他拿了细颈酒瓶，给谭庆项倒酒，是倒满的，这是中国人的倒酒方式。

待他要自斟时，谭庆项捂住了他的玻璃杯：“有家室的人了，你顾着点沈奚的心情。”

傅侗文笑笑：“我不喝，只是想敬酒。”

他拉开谭庆项的手，把自己的酒杯斟满。

他执杯，和谭庆项轻碰，明明没有喝，竟有了酒阑人散的目光：“今天是个值得敬酒的日子。”

“第一杯，要敬沈家，”他把满杯酒全倒在地上，隔着烛光，遥遥望着沈奚，“不是你父亲，我不会走上革命的路。”

沈家和谭庆项没交集，他听着，没倒酒。

傅侗文拿起酒瓶，再倒酒。

将满未满时，这瓶酒没了，他懒散地单手撑在餐桌上，够另一瓶没人喝过的红葡萄酒，把杯子填满。

“第二杯，敬侗汌，”他举杯，“是我无能，他走这么久，我却没做出什么大事。”

暗红的酒液被倾倒在地。

这回，谭庆项也随他敬了酒。

空杯再次满酒。

“这第三杯……”给谁呢？

不是没人敬，是死去的人太多。

“庆项，你没经历过维新，那也是一干好儿郎。”傅侗文问。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庆项笑，“谁没听过？”

“过去，有人劝过我不要掺和维新，”傅侗文回忆，“那是一位宫里的红人，他送了我一句话——劝君莫作独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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