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商移（上） (第7/10页)
好，”他被这种可能性逗笑了，“好了。伍秀泉同志，天色晚了，我们回去吧。你这脸还没洗干净呢。”

    夕阳已经快沉入地平线了，远处的山脉只留下一轮朦胧的金色光晕。伍秀泉拎着空枪和刘博兼从后台出来，看见刚才那几个躺在草垛上的“白狗子”战俘，正远远聚在一颗枯树底下，像一群徘徊在大地上的，黑色的幽灵。

    他们见到伍秀泉——这个白军士兵的演员——也只是一言不发地望着他。

    过了一阵，为首的那个人取下他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帽子，接着，后边的士兵也学着他扯下帽子，扔在干草上：“不打啦……”那个人远远地朝对面的这些红军喊道，“阮不想和你们打啦……”

    3.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在如火如荼的大型建设中，江西曾经出过这样一件大新闻：赣州某县城距新修的百货商场不远处，挖出了大约三百余具枯骨。关于他们的身份，一时间讨论很多。一些当地的老百姓认为，十有八九是日本鬼子进村扫荡时留下的残暴痕迹；但经过专家的鉴定，这些尸坑的出现又要早于日本人进中原的时间。最后，由于缺乏各种证明身份的材料，这件事也就无人再提起了，只当作混乱年代里无数的残忍故事之一。

    首长也看过那个新闻。那段时间，他整个人变得很沉默。年末的一个下午，我陪他去中央开会，会后他和时任总书记的古月邦同志两个人单独交谈了一阵。又过了几天，他交给秘书同志一封信，请他将这封信带给总书记的秘书。我不知道这封信的内容，更不可能去问，后面就慢慢把这件事忘了。

    直到来年的春夏之交，报纸上又刊登出一条新闻，我才大概明白了此事的来龙去脉。

    那条新闻刊登在报纸第三页的副版，在一个既不特别重要、又不特别轻视的位置。我还记得标题是：尘埃落定——记江西三百名“肃反”受害者被追认为烈士背后的故事。

    当时快交班了，但我依然站在原地把那条新闻读了好几遍。我是当兵的人，对于这样的故事常常感同身受，难过得很。一抬头，首长也正沉重地盯着配文上的纪念碑照片出神，我便隐约觉得这件事（就像以前处理西路军战俘问题时那样）也许与首长有些关系。

    首长察觉到我的目光，回过神来：“小陈啊。”

    他看见我表情难受，于是把报纸叠好、整齐地放在桌角上，温声对我说：“一九三三年，我也恰在中央苏区的模范团工作，算是历史的见证者，看到那个地名我一下子就想起来了——那个时候，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许多无辜的干部、战士，因为一两句无心之言便被‘肃反’，打成了‘反党、反革命’，白白失去了性命。”他叹了口气，“所以，我想啊，我们是有必要为受害者恢复名誉、为家属提供补偿的；况且，很多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这点金钱上的补偿，对于他们被夺走的人生来说，又算得上什么呢？”

    “小陈同志，你还年轻，要记住——历史是重要的。”他凝重地看着我，“因为历史证明我们犯过错误，而人，始终都是容易忘记自己犯过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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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博兼同志被肃反委员会“请”走，并莫名认定他有“重大的反革命嫌疑”时，伍秀泉还在沙洲坝茅草棚子搭成的教室里，教整齐坐成一排的小女娃们写自己的名字。

    李戈莉面色凝重地从中央政治保卫局回来，把他拉出教室，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刘主任让我告诉你，”她拉住抬脚就要往外头跑的青年：“不准你冲动，也不准去局里探视，他会想办法……”

    “他那个苕样子，有个屁的办法——”年轻人挣开她就要往保卫局的方向去，竟然还不顾斯文地带上了乡音，露出点他武人的本性来。

    “小伍同志，”李戈莉全力拽着他，这位一向脾气火爆的女同志此时竟然显示出了十足的耐性：“你先不要急，这只是调查。刘主任肯定是清白的，他的为人大家都清楚，怎么会是‘反革命’呢？一定是其中有误会，中央会查清楚的。”

    “查清楚？”年轻人眼圈急得发红：“怎么查清楚？就凭那个姓林的麻皮？”

    “——伍秀泉同志！”她连忙制止住了他这张乱说话的嘴，不明白青